夜幕降临，将白昼残留的炎热、嘈杂的浮躁全部逼进了地下。劳顿了一天的我，到屋外去“潇洒走一回”，领略一番“大自然的美”。
循着花香，找到了三株槐树。暮色中，只见树上挂满了一球球槐花，花朵是那样烂漫，充满着活力，就好像花朵在争相开放，使周围的气氛沸腾起来，一团团的香气在花丛中再也拥挤不下，不断地向四周喷薄、飘溢。此情此景不禁让我联想起缅甸的蓟罂粟花来。
今天恰值中国缅甸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
蓟罂粟花树树干高大，枝叶茂密，种在道路两旁，可以形成极好的林荫大道。在缅甸炎热的气候里，你如果从40度左右的太阳地里走到这荫影下，顿时就会感到滋人心肺的阴凉和舒适，能更加体会到“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的内涵。
蓟罂粟花树不仅凭借它的阴凉使人情有独钟，更有它的花朵招人喜爱。蓟罂粟花跟我国的槐树花在同一个季节开放，可是花朵纤小，只有小指甲那么大小，呈淡黄色，在树叶间藏而不露，就像银杏花一样，白天看不到，只有到晚上它才带着一阵阵香气随风飘荡，纷纷扬扬洒落下来。它的形状又很别致，就像两层小小花环粘连在一起，花环的四周有两层细小的花瓣，形同齿轮，花环内也长着许多小花瓣，围成一圈，中间留一小空。人们可以用线像穿珠子一样，将花穿成一串，或做成花环。
那是一个夜晚，我跟几位朋友在仰光的马路上散步，只见不远处，有好多火星在地面上飞舞。好奇心驱使，我们走近那些火星一看，原来是许多缅甸孩子，一人提着一盏油灯，在拣飘落在地上的蓟罂粟花。在一旁，还有几位姑娘在几盏油灯光下，将拣来的蓟罂粟花一朵朵穿起来。我们问一位小姑娘：
“小姑娘，你们拣这个干什么？”
“卖呀！”小姑娘毫不思索地回答道。
“怎么卖呀？”
“把五十朵或一百朵花穿成一串，一串一盾钱。”
“太便宜了！一百朵要拣多少时间哪？
“我们一天拣几盾，一暑假就能拣一二百盾，够交学费和买铅笔的了。”
哦！原来这是一场自发的集体勤工俭学活动，是缅甸孩们发扬生产自救的精神，用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来完成的一项伟大的“希望工程”！
孩子们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同时，这不起眼的小小蓟罂粟花和枝叶蔽日的蓟罂粟花树也让我们肃然起敬。
想起那朴实无华的蓟罂粟花树，又让我想起了我的缅甸朋友吴迪灿伦……
他是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建交后，第一位来我国学习的缅甸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35年，回国后担任中文教员，成为缅甸仰光外国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的创始人。为培养汉语人才，促进中缅两国的友谊和了解，贡献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和精力。他的品格就像缅甸的蓟罂粟花树一样，朴实无华，却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
我和他的友谊算得上是“天长日久”了。第一次相见是在1959年9月。当时来我国留学的学生很少，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接待任务落在我身上。我在飞机的舷梯旁，一眼就看到了他。个子瘦瘦矮矮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只是皮肤没有想象的那样黑。我迎上前去用缅语打了招呼，他一听到缅甸语，顿时感到惊愕。由于语言相通，自然又格外亲切几分。俗话说“他乡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幸事，这其中，语言相通可能是一大原因。我用缅甸语跟他交谈，他很高兴；他能听懂我说的缅甸语，我也很高兴，气氛立即变得很融洽，从机场到宾馆谈了一路。他留学的学校正是我当时上学的北京大学，两人觉得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将自己引以自豪的处女作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的缅文译本送给我，留作纪念。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相见的机会却很少。他在中文系学习，我在东方语言系学习，平时也难得见面。几年后，我毕业留校当了教员，他也学成毕业，他将带来的缅甸文工具书赠送给了东语系。
他回到缅甸。在他的努力下，缅甸的汉语教学走上了正规。
他的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这从学生们的作业本中就可以看出。他自己的中文字写得十分工整，也要求学生一笔一划认真练习。“严师出高徒”，在他的严格训练下，个个写得工整、清秀，连我这个地道的中国人也自愧弗如。他的认真还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考试不及格，绝不送分通融。所以经常是开始时一二十人的班，逐年淘汰，到毕业时只剩下三四人，毕业生水平真正达到要求，货真价实。
他对中文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教学上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为了让学生掌握好汉语的四个声调，在教学中创造了“手势辅助教学法”，一边教发音，一边打手势，好像用手指挥口腔的开合，学生在手的指引下将声调学得很到位。他还要求学生经常带着表情朗诵诗歌或课文，在情景的熏陶下，体会语流和语调的变化，使学生能在生动、活泼的环境中学习。我曾有机会看到他的学生的中文演唱会，学生们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投入，语音也很准确。我知道这里面溶入了他和中文系教员多少心血！
他对名利看得很淡泊，尽管他的学识和水平在缅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但是直到退休前不久，才当上副教授。可是他从不怨天尤人，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耕耘在中文教学的园地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不乏军官、政要。但是，从没听说过他借机走走后门、私下做些交易之类，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傲骨正气。
他平时生活很清贫，不喝酒、不抽烟，甚至很少吃荤。衣着也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不堪生活负担，也许是受过爱情的创伤，他终生未娶。他对人十分诚恳。记得那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仰光外语学院进修，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安排我们住的宿舍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他一下课就来看我们，并为我们带来了谁也想不到的三件东西：一把鸡毛掸子、一块抹布和一条纱笼（缅甸男子穿的筒裙）。没有接风的宴请，没有虚伪的客套，实实在在、普普通通，但是这里面却包含着一个真诚朋友的一片心意。鸡毛掸子和抹布是打扫房间必不可少、又往往被人忽视的工具。纱笼是他的一片心意，希望我们很快“入乡随俗”，生活能够迅速安顿下来。当时，他还热情地、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穿纱笼。我们感到很亲切，好像到了亲戚家里一样，使我们忘却了置身于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寂寞。我知道，他和中文系的教员（都是他的学生），多少年来对所有到缅甸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都无微不至地照顾，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他现在虽然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担任着仰光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顾问，仍然在为培养懂汉语的缅甸学生而操劳。的确应该感谢他终生不渝培养汉语人才的努力，也衷心祝愿他培养出更多的学生，为促进中缅两国人民“胞波”（缅语“兄弟”之意）友谊和相互了解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迪灿伦，就像那蓟罂粟花树一样，每当我闻到那一阵阵槐花香时，就禁不住更加想念起缅甸的这位“胞波”。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缅甸文专家，曾在中国驻缅大使馆做文化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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